摘要：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和全球性視野中，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將跨國技術巨頭塑造為新的政治行為主體，挑戰著既有的主權國家秩序，從內外部消解著國家權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與國家權力的相互嵌入表現在國家權力對技術的介入乃至征用，以及人工智能成為意識形態博弈的認知新場域，分化為一系列二元對立關系，進而影響全球數字領導權的形成。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成為塑造數字地緣政治的結構性力量。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路徑介入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分析，需要超越單一的民族國家中心主義框架，分析技術、國家、資本等多元行為主體在這一全球化進程中的多維交互關系，并基于對當下面臨問題的識別，探索審慎的應對辦法。

關鍵詞：人工智能；數字地緣政治；傳播政治經濟學；數字平臺

隨著ChatGPT及其所帶來的人機傳播關系的轉變，有關人工智能的研究再一次被推向跨學科知識探索的前沿。作為數據、算法、算力的集合體，人工智能在推動國際社會轉型中日益扮演更加重要的中介性、平臺性乃至基礎設施性角色。人工智能對生產效率、治理模式和安全能力的加持抑或挑戰，使得各主權國家被動或主動地從戰略層面進行規劃，在確保經濟效益更多留在本土的同時，以國家動員的方式防御或維護著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和領土安全性。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不僅僅是技術的革命或資本的延伸，而且是以主權國家為重要行為體、地緣政治為框架的新戰略空間。近年來，人工智能在國際關系、政治傳播、計算傳播等研究領域已經獲得了一些學界關注①，但往往陷入技術想象、市場擴張、國家博弈的一系列傳統認知框架中，無法涵蓋其豐富的地緣政治內涵。而作為以權力關系為分析重心的交叉領域，傳播政治經濟學可以從信息產業、權力關系、政治格局、價值秩序等角度，回應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博弈與變遷，為當下的人工智能地緣政治研究帶來了一個充滿歷史感和反思性的傳播視角。

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就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緣政治和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這兩個邏輯遞進的時代問題提供一種規范性解讀，并就如何應對這一新的權力格局提供以實踐為導向的分析。

一、理論脈絡：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緣政治問題

傳播政治經濟學長期以來以全球為視野，以民族國家內外多元政治經濟力量的權力互動關系為焦點，將關于媒體以及后來的信息傳播技術的地緣政治看作資本、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復雜博弈場域，其知識生產的目的是深化對信息資本主義所引發的財富和權力分配的結構性不均衡，資本驅動的商業邏輯對公共制度的腐蝕和瓦解，以及全球南方——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面對基礎設施和話語資源的雙重鴻溝時所展現出的邊緣位置和抵抗可能，進而推動有關更平等、更民主和更包容的國際傳播秩序的想象與實踐。與對這一領域的教條式，尤其是單一意識形態化的理解不同，傳播政治經濟學保持著對信息地緣政治的闡釋活力。國際體系的基本性質是無序，而這一無序性“源于國際社會缺少一個可以壟斷全部軍事暴力的世界政府”[1]10，以至于“在國家之間，自然狀態就是戰爭狀態”[2]103。在這樣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不同國家擁有各種不同強度的軟硬權力，同時，跨越國界和體制差異的資本在適應科技革命時的權力分配不斷變化，特別是在這種變化中出現的沖突和危機，為我們認識信息資本主義本身的不可持續性提供了不斷更新的證據。

與以國際關系為代表的主流的地緣政治研究傳統相比，脫胎于批判社會研究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原點，除了同樣關心國家的主體性角色之外，更進一步地關心資本在其中的能動性角色，尤其是資本在塑造國家意志和政策傾向中所扮演的結構性力量，也就是國家權力如何通過支持、整合和收編的方式將資本的意志合法化為公共權力；與此同時，資本會借助國家力量重構乃至沖破已有的政治格局和地緣關系，尋求和塑造以自身為核心的價值鏈條和合法化修辭。傳播政治經濟學可以成為信息時代或數字時代地緣政治研究的理論武器，而信息地緣政治業已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

正如丹·席勒在《信息傳播業的地緣政治經濟學》中所言，信息傳播產業尤其是互聯網的興起，是作為1970年代美國傳播業的增量而誕生的[3]19。這個增量既沒有受到原有郵政業和電信業的系統化的法律和倫理規制，以及強大的勞工組織抵抗，也沒有遭遇冷戰背景下的強大對手，成為美國塑造其信息時代霸權地位的產業依托和政治理由。這一圍繞信息資本的壟斷態勢——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國家力量與資本利益的聯姻——一直延續至今，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政策的呵護下成為消解包括多邊主義在內的國際秩序民主化進程的主要障礙。在這個意義上，互聯網，或者更準確的說，因特網是一個被冷戰地緣政治所選擇或者所捕獲的技術平臺或信息基礎設施，成為推動信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重要支撐性力量。

當然，信息傳播產業崛起的歷史進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取決于國家和資本在征用技術工具時所表現出的復雜而動態的內在矛盾，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如何通過接軌和介入這一全球性的信息產業體系，進而在拓展自身發展空間的同時，驅動信息傳播技術在政治層面愈加被整合進差異化的制度框架內。這一整合過程中所表現出的思想、政策和行動邏輯的自主性乃至自決性往往被狹義地解讀或標簽為技術民族主義。例如，中國國務院2015年印發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中重視人工智能的表述被國外智庫解讀為“將大量資本與勞動力集中于特定目標，自上而下、不顧資源浪費和效率低下的風險、由地緣政治戰略驅動的工業化政策”②。事實上，中國的國家人工智能計劃同樣體現著國家與技術資本之間的博弈關系，受到利益相關者之間資源競爭的推動，其發展更多基于“經濟上的動機，并且對宏觀的地緣政治競爭格局知之甚少”[4]399，最終表現為一種將現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倡議升級到國家一級的模式，體現的是自下而上的發展。相對地，2020年1月7日，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布《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我們不必在自由和科技之間二選一》一文，稱“只有‘反映美國價值觀的人工智能’才是尊重自由且值得信任的”③，將“美國性”與技術綁定，“以文化對抗為前哨，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5]32，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種更為極端的技術民族主義傾向。

盡管如此，在中美數字平臺博弈的背景下，我們不僅可以發現兩套平臺系統的構成要素——也就是跨國互聯網企業在商業邏輯上的同向性和競爭性，而且發現其與所在國家主流制度的同構化程度日漸升高。與此同時，作為平臺兩極世界中的“他者”，歐洲更是表現出對所謂北美商業平臺系統和中國威權平臺系統的雙重拒斥④。盡管歐洲擁有如Spotify（在線音樂播放）和Skype（網絡聊天）這樣少數具有一定全球影響力的跨國互聯網平臺，但歐洲沒有任何一個享有市場主導地位的全球性“科技巨頭”，這種表現為強監管政策的“拒斥”一方面是歐洲希望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中保持一定影響力的“另辟蹊徑”的做法，另一方面是歐洲希望通過加強規制，也就是自我保護的方式，來捍衛自身市場的獨立性和自身體制的安全性，但這往往以犧牲經濟活力為代價。

簡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緣政治問題，或者可以稱之為信息地緣政治問題，大致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主權國家間在信息產業發展以及全球化過程中的制度差異和權力博弈。比如，在傳統大眾媒體時代，不同國家和地區會生發出不同的媒介體制，這些差異會直接決定媒體運行方式的不同，進而形成多元共存但明顯帶有等級制的國際媒體秩序。而在當前，即便是“生而全球”的因特網也被建制化為不同的發展模式。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的一份報告認為，在全球數字治理領域，至少出現了四類互聯網，分別是硅谷的技術互聯網、歐洲的公共互聯網、中國等國家的國家主導互聯網，以及美國的商業互聯網。⑤如上文所述，近年來日漸壟斷化的全球數字平臺更是被認知為一種極具冷戰色彩的兩極秩序。這一判斷內嵌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政治棱鏡，但也呈現出數字化本身的裂痕。換句話說，包含因特網在內的媒介體制差異延伸到認知與立場差異，塑造了信息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對立格局。

第二，主權國家與資本間的權力博弈，也就是資本的橫向整合或者說切割邏輯所帶來的政治效應，特別是對主權國家秩序的挑戰。如果說傳統媒體的商業化還是在相對穩固的國家媒介體制和國際媒體秩序的框架里運行，相應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是將國家、資本乃至軍事力量的合謀當作單一目標進行考察，那么，商業互聯網崛起所釋放的資本拓殖空間，外加以美國為代表的“企業國家”利用政策傾向所進行的扶持，則塑造了一個極具政治潛力，甚至可以挑戰主權國家為主體、多邊主義為規范的現代國際秩序的新興力量?？鐕ヂ摼W企業在平臺化進程中將多元政治主體進行了再組織（包括極化政治、民粹主義的后果），也使得民族國家的主權邊界和暴力合法性邏輯遭遇重構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在國家與資本的二元關系里，資本的力量得到更大的釋放，而國家的權力則面臨被解構的風險。于是，我們看到世界各國在互聯網平臺跨國崛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成長為平臺核心能力的前提下，紛紛表現出強烈的國家干預傾向。這不僅是在主權國家間爭奪技術領導權的問題，還是主權國家與平臺資本的博弈問題。

第三，“全球南方”為主體的信息地緣政治。考慮到全球媒介基礎設施分布的不均衡，也就是數字鴻溝的存在、擴大與深化，“全球南方”的視角和立場一直以來都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所考慮的重要地緣政治問題，并以此突破傳播研究中的“城市中產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為表征的‘去政治化’學術癥候”[6]16。就地緣政治分析而言，“全球南方”代表了兩個重要的解讀或批判路徑，其一是對“全球北方”壟斷硬軟傳播資源并將這一不平等秩序進行合法化敘事的反抗，至少代表了一種“基于全球南方認識論的認知正義”[7]5；其二是對現存信息資本主義發展和治理模式之外的另類道路的理論想象與實踐歸納，比如對中國數字革命所帶來的全球數字文明的認知。遺憾的是，“全球南方”往往缺乏內生的團結性機制，也就是王維佳所提及的“平行歷史中的橫向整合”[8]105，沒有呈現出“第三世界理論”所賦予的政治主體性，從而在地緣政治身份認同一致但行動主體割裂的環境中，失去了扮演好上述兩種抵抗性乃至革命性角色的歷史機遇。全球南方的另類數字革命及其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仍然是一個進行中但沒有被認真回答的問題。

二、主權、資本與意識形態：人工智能地緣政治分析的三重維度

理解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需要放置在上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里。人工智能所開啟的國家與資本的新互動關系也許會成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緣政治分析的新維度。

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于2023年2月發布了一篇分析報告，針對ChatGPT所帶來的潛在的地緣政治效應作了初步分析，并通過“詢問ChatGPT”這一帶有民族志色彩的調查方式，獲取了這一人工智能應用的“自我坦白”。在這里，我們引用其中兩段對話來開啟我們的分析：

Q1: What are th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hatGPT？（ChatGPT有何地緣政治后果？）

A1: OpenAI’s GPT-3 language model,including ChatGPT, does not have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as it is a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nguage model…Political consequences are the effects or results of political action so revents and are typically are sult of human decisions and actions, no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odels.（作為人工智能語言模型，OpenAI的GPT-3和ChatGPT語言模型沒有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后果……政治后果是政治性舉措或事件所導致的，而且往往來自于人類的決策和行為，人工智能模型做不到這些。）

Q2: But can ChatGPT reinforce US dominance in technology at the cost of China?（但是ChatGPT能否以犧牲中國為代價來強化美國在技術領域的支配地位？）

A2: OpenAI’s GPT-3 language model,including ChatGPT, can be seen as reinforcing US dominance in technology, as Open AI is a US-based company.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i and its applications is a globale ffort, with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the field. The use of GPT-3 or any other AI technology by individual companies or countries can impact their competitiveness, but it is unlikely t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geopolitical dynamics.（OpenAI是位于美國的公司，所以OpenAI的GPT-3和ChatGPT語言模型可以被視為美國的技術支配地位的強化。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為AI及其應用的發展做出了關鍵貢獻，所以認識到這種發展是一個全球性的努力至關重要。個人或者國家對GPT-3或其他任何AI技術的運用都會增強其競爭力，但這大概率不會對全球地緣政治態勢產生重大影響。）

ChatGPT的回答也許并不客觀而全面，卻同時展示了所謂技術平臺的“客觀”立場和政治經濟的“主觀”作為。它將自身后臺化和中立化，將傳統的地緣政治關系，尤其是其中的政治主體及其政治意愿和政治行動推向前臺。這無疑也是歷史脈絡里包括互聯網公司在內的信息產業的核心立場之一，這一中立性立場的一個重要效應是合法化了技術與資本、技術與政治的聯姻關系。達拉斯·斯邁思（Dallas Smythe）關注技術的中立性問題，他認為20世紀的電視技術“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主要用于將移動影像和其他商品賣給坐在屋子里的消費者”，這種資本的需求影響了電視的技術邏輯，電視才被設計為一個“單向系統”，是以“技術從來不是獨立和自主的存在”[9]96。無獨有偶，在數字資本主義的制度框架內，人工智能正在以更加隱秘而復雜的方式參與信息地緣政治的變化過程之中。

就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問題，依然是來自國際關系和外交學領域的研究較多，大多聚焦于治理規范、經濟實力、國際安全、虛假信息的政治后果與意識形態博弈等多個以主權國家為單一主體、以現實主義為核心范式的分析維度中，其間的博弈色彩和對抗精神躍然紙上。依照上述簡要歸納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緣政治解讀框架，我們也許可以把這些維度整合進入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分析之中，并進行一個初步的理論探索。

（一）人工智能與主權和意識形態斗爭深度綁定

在當前的學術文獻和政策報告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主權國家在人工智能這一技術、規范與安全場域中的利益爭奪和合法性宣稱，以及對制度他者的意識形態質疑與攻擊。在這層意義上，地緣政治理論從地理空間拓展至數字空間。比如，在這一新開發的傳播空間里，如何設定技術規范與行業標準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議題，這既代表了一種政治話語權訴求，也暗含了對未來市場的占有欲和防御心?！皵底旨夹g標準的制定能夠賦予標準制定者經濟競爭力、地緣政治與安全、價值觀念等領域的優勢，而與數字技術相關的新一代移動通信、人工智能、物聯網、無人駕駛等產業的技術標準基本上還處于‘待開發’狀態，使得這一領域成為主要數字大國競爭的重要場域?！盵10]34針對防御性心態，歐洲自商業大數據市場崛起以來所表現出的規制導向——而不是發展導向——的政策邏輯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有關人工智能各類規范的設定與博弈會長期存在于全球信息地緣政治的核心。

再如，類似于媒介體制差異和對立的邏輯再一次顯現在數字革命的實踐和認知中。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在2020年1月發布《兩大支柱：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新興技術創新治理》中指出，中國基于國家資本主義和軍民融合等“創新重商主義”實踐，正謀求利用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來加強自身優勢和削弱他國實力，并利用“一帶一路”倡議開拓全球市場和構建政治關系網絡[11]132。在這里，人工智能被清晰地解讀為主權國家的權力生成和擴散邏輯。類似地，有學者引用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在2017年的表述，“人工智能是未來的趨勢……誰在這個領域取得領導地位，誰就將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并不無憂慮地指出人工智能快速成長為“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強大工具”，“將通過領土、時空維度等非物質性的新關系，改變地緣政治的某些原則，并在未來幾十年決定國際秩序”[12]1。更為悲觀的論調是，未來的世界也許會再現20世紀的國際局勢，出現一批“人工智能霸權國家”，甚至各國會像對待核武器一樣“控制AI擴散或利用AI建立威懾”[13]179。換句話說，人工智能技術被國家權力所征用，來加強其政治行動力和安全防衛力，軍事領域的廣泛研究和應用就是這一進程的佐證，人工智能在軍事中的運用甚至會“決定未來戰爭的形態”[14]84。

當然，與國際傳播的地緣政治有關的一個延伸問題是，人工智能認知正在與日益緊張乃至極化的意識形態對抗格局相綁定。這一方面是一個一般性的意識形態屬性問題，“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共謀，成為支配人和改變人的現實力量，具有不容忽視的意識形態屬性”[15]86。以ChatGPT為例，作為一種“生成式預訓練轉換器”（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它是基于數十億文字量的訓練集通過同樣巨量的參數模型進行機器學習之后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其訓練語料中英語來源者占絕大多數，以至于它“對非英文世界的知識處理能力更差，其針對非英文用戶的提問經常給出一些令人瞠目結舌的回答”[16]10。這種基于訓練語料來源的對ChatGPT的本質化理解或許沒有完全解釋其技術原理，但該人工智能語言模型所生成的一些回答的確“不時呈現出明顯的價值觀傾向”⑥。在這一意義上，人工智能絕非是中立的。

另一方面，這還是現存全球意識形態光譜和格局給定義和理解人工智能所帶來的認知博弈。比如，人工智能技術被認為會被非民主國家大面積使用，對民主國家的政治運行和全球民主價值帶來重大威脅?！胺敲裰鲊颐襟w與平臺+人工智能=加強的虛假宣傳”成為一種國際流行的政策判斷和理論預設。雖然這一充滿冷戰色彩的表述并不新穎，但卻牢牢地占據了有關人工智能的許多重要的國際輿論空間。虛假信息的生產與政治制度認知的博弈，被認為會進一步加劇威權主義在全球的滲透。⑦早在2017年，斯坦福大學就成立了全球數字政策孵化中心（Global Digital Policy Incubator），旨在為全球利益相關者提供一個合作的平臺，目的是在一個全球互聯、治理轉型的時代保護民主的價值體系。如果這一官方表述還略加模糊，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揭幕儀式上的發言則更加明確，“這是一種新的冷戰，而且剛剛開始”。她強調了要嚴肅對待網絡安全，與假新聞作斗爭，與俄羅斯進行信息戰，以及修訂有關競選宣傳的規定等，以確保民主的價值和避免技術的危害。如此反觀ChatGPT自身的回答，也許它并沒有收集或分析圍繞人工智能自身的話語博弈，特別是圍繞“自由-民主”這一西方設定的數字話語權戰場問題，而是直接以政治經濟主體的影響來撇清自身的結構性參與。但事實上，這一技術革命從未擺脫利益相關方的意識形態傾向，特別是國家權力在其中的主導性作用。

（二）人工智能介入國家與資本間的權力博弈

人工智能憑借強大的自主計算能力，借助成熟的平臺經濟模式，推動跨國平臺企業的深度壟斷式、替代式競爭，以及優勢平臺經濟體的力量崛起。這一點主要回應的是資本邏輯，特別是壟斷寡頭競爭邏輯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延伸。這也應該是“人工智能+平臺化”共同推動的全球平臺經濟進一步集中化的表征。換句話說，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中，人工智能對數字經濟中的平臺霸權而言是一種新的助推劑，將進一步夯實跨國平臺巨頭在全球平臺社會中的壟斷地位和主導角色，進一步加劇平臺寡頭之間的資本與技術競爭，甚至進一步減少全球平臺系統中的參與者。在大國競爭之外，首先看到的應當是人工智能領域的平臺博弈。除此之外，由于互聯網平臺建制化程度的上升，不同國家在平臺壟斷競爭中的參與程度也充滿差異。針對人工智能的崛起，美國和中國的國家力量的積極行動正是其與平臺經濟之同構關系的明顯體現。

然而，這里的關鍵矛盾是，平臺化的人工智能技術體系和市場生態早已超越了主權國家的權力邊界。這一超越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傳統的時間和空間距離被互聯網平臺重新定義，信息在數字空間的流動能夠輕易跨越“領土邊界”，“確定的物理空間界限可以被網絡模糊，傳統的疆域已經不再確定、固定”[17]66。其二，主權國家的邊界一定程度上轉移至數字空間，其中包括物質性的網絡基礎設施如算法、數據和語料庫等“網絡技術壁壘”，也包括數字治理的法規制度等觀念性的“政治壁壘”[18]23。國家規制是否能夠有效限定平臺的經濟行為，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作為數字資本主義擴張和深化的新階段，人工智能借助壟斷平臺及其多邊市場和網絡效應，推進全球社會的商品化和資本化的一般進程，并將跨國技術巨頭塑造為新的政治行為體，既挑戰著既有的主權國家秩序，也從內外部消解著國家權力。

（三）“全球南方”與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

“全球南方”一定程度上是對“第三世界”一詞的替代[6]16，也是后冷戰背景下對“南方國家”主體概念的延伸，具有鮮明的歷史和意識形態背景。作為國際政治概念的“全球南方”一詞相對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這樣的概念而言更偏中性，那種對后發國家的本質化的、發展主義的定義感有所弱化。但究其根本，“全球南方”一定是一個非西方的指稱。在中國的國家官方話語內，“全球南方”的內涵被提煉為“獨立自主的政治底色、發展振興的歷史使命、公道正義的共同主張”⑧。在這一意義上，中國是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始終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同呼吸、共命運。

“全球南方”視角對分析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有兩方面的啟發意義。第一是洞察人工智能產業的全球分布所帶來的資本集中和勞工剝削等不平等問題在數字時代的持續存在，也就是進一步加劇了全球數字社會內部的壟斷與分化，這一點與平臺經濟的權力結構傾向是一致的。正如有學者所言，“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導致處于“邊緣”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面臨新一輪的發展困境，加劇了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后性、國防安全的薄弱性、對外關系和發展環境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19]160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應用并不會自然而然地使霸權邏輯退出歷史舞臺。在這場新的革命中，第三世界國家作為后發者會得到一定的賦能，甚至在某些技術方面還略有領先。但隨著美國陸續出臺舉措以求維持其技術優勢，第三世界國家事實上“面臨與發達國家差距拉大的風險”[20]24，甚至反而強化既有的中心-邊緣格局。此外，目前全球的人工智能領域形成了一種以中美為“兩極”的相對不平衡的格局，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就成為了地緣政治意義上需團結的對象，前文所提及的美國有關“反映美國價值的人工智能”事實上就是一種“民主-威權”的二元對立話語，美國試圖以此將源自美國的人工智能技術與其價值觀話語兩相綁定，并借此面向全球“推銷”其技術并拉攏盟友。全球南方國家如何跳脫出這種話語邏輯是決定其能否避免繼續歸于邊緣地位的關鍵。

第二是全球南方國家和市場正在成為人工智能技術大面積應用的新場景，尤其是在政府治理和數字經濟領域，因為效率和發展的需要會直接導向對廉價人工智能技術的需求。傳統上被廣泛討論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促進發展”（ICT4D）也延伸出了一個被稱為“人工智能促進發展”（AI4D）的子領域。與此同時，全球南方語境下的人工智能面臨包括平臺資本剝削、意識形態歧視和結構性依附等在內的發展風險。當然，從技術與社會互動的辯證視角，尤其是擺脫全球數字革命的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視角，可以發現，這一龐大的潛在市場既可能導向對全球壟斷數字平臺和相應的國家力量的進一步依附，也可能引發人工智能革命的另類實踐，也許可以稱之為全球南方的人工智能。正如曾經源自中國的山寨手機助力了非洲國家的電信革命和社交革命，未來的人工智能也許更多基于南南合作和新的國際規范共識的打造，也有可能實現由下而上的反向革命，從而讓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關系趨向更加自主、多元、平等與包容。

三、實踐方向：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問題應對

基于上述理論框架及初步分析，一幅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觀照下的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圖景呈現出來。人工智能技術與國家權力的相互嵌入使得國際地緣政治面臨新的調整，主要表現在兩個維度：其一是技術與國家意識形態的關系，亦即人工智能成為意識形態博弈的認知新場域，分化為一系列二元對立關系，進而影響全球數字領導權的形成。其二是國家與資本的聯姻，表現在國家權力對技術的介入乃至征用，并以公信力背書的方式推動資本的全球壟斷式崛起，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成為戰略博弈的前沿之一。當然，資本化的人工智能技術在數字平臺的全球擴張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資本趨利的基因邏輯也使得人工智能技術成為推動社會一般商品化的重要力量。面對以上新格局、新問題，應當建立清晰的整體化認知并加以應對。

（一）識別人工智能的認知戰潛能

人工智能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具有極大的被利用于信息戰和認知戰中的潛能。一方面，人工智能與意識形態的深度綁定源自其訓練數據集，對訓練算法和輸入數據集的壟斷就事實上壟斷了人工智能的意識形態輸出口徑，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將成為認知域作戰、塑造公眾認知、操縱國際輿論的利器”[21]43。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網絡安全和內容治理風險，它可以被用作低智力成本的惡意軟件生產工具，成為戰時網絡攻擊的武器之一；亦可被用作高效的虛假信息生成工具，從而一定程度上迷惑戰時對方認知、瓦解對方斗志。建立這種認知絕非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單一化的本質主義理解，而是基于客觀現實對其戰略意義的客觀描述，在這樣正確認知的前提下才能夠實現對其的合理利用和監管。

（二）規劃布局人工智能產業發展

基于以上認知，應將人工智能視作地緣政治博弈中的重要戰略性資源，著手規劃布局，搶占發展高地。工業革命作為傳統社會消逝之際的新增長極催生了以資本為驅動的現代世界，以計算機技術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帶來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發展格局，而以生成式語言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或許就是新一輪的產業革命。人工智能不僅關系一國之興亡榮辱，更是人類未來發展的潛在核心驅動力。針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國際競爭業已開展，如何在他國已經取得一定先發優勢的情況下規避“贏者通吃”的馬太效應，實現逆勢而上的發展，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課題。因此，需要綜合考慮政策供給、基礎設施建設、技術創新、產業布局、安全保障、企業孵化與規制等發展問題，以滿足本土需求為依托，努力形成自主可控且充滿活力的人工智能產業體系。

（三）審慎構建“激勵式監管”框架

需基于一種審慎的態度平衡國家安全、國際傳播話語權與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前景之間的關系，建立兼容激勵與監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人工智能的治理已在全球范圍內獲得學界和政界的廣泛關注，如2023年3月，生命未來研究所發布了題為“暫停大型人工智能實驗”的公開信，呼吁“至少在六個月內，暫停訓練比GPT-4更強大的人工智能系統”,“人工智能開發者需與政策制定者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治理體系”⑨；中國也已經在2023年4月發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目的是“促進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健康發展和規范應用”⑩。對于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相關應用的監管一方面對于維護主權和國家安全具有重要意義，責任清晰、標準明確的監管制度能夠有效避免個人信息、國家機密和商業秘密的泄露風險，亦有助于防范劣質信息和虛假信息的生產與傳播；另一方面，監管力度的拿捏失當易于制造較大的輿論劣勢，使我們落入西方慣用的基于媒介體制差異的“專制-自由”二元對立話語陷阱，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創新，會導致鉗制其發展的負面作用。一種開放透明、有別于既往監管范式的“激勵式監管”框架，有待政策制定者和學界、業界的共商共建。

（四）提升中國的人工智能角色自信

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實踐同時依托著千年以來的政治大一統歷史遺產和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國家的建設經驗，并獨特地實現著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發展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價值咬合。中國既具備與其他南方國家類似的人工智能發展困境，比如技術巨頭的市場壟斷和西方國家的技術壟斷，但也擁有在人工智能地緣政治博弈前沿的先鋒實踐經驗，尤其是結合自身國情和發展需要所發展出的在地化的人工智能技術和企業，并“在數字資本主義多極化格局中實現了自我保護和主權完整”?。中國在2023年10月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倡議》中向世界宣告，“發展人工智能應堅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各國無論大小、強弱，無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有平等發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權利。鼓勵全球共同推動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共享人工智能知識成果，開源人工智能技術。”基于這一倡議，面對日漸集中化的全球平臺體制及其人工智能布局，建立中國在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中的角色自信，以“中國實踐”為“南方實踐”的代表，也許會在本土語境中找尋到解決發展中世界的人工智能革命的一條另類路徑。

結語

 以人工智能為核心能力的跨國平臺資本正在上升為一種新的政治力量。它們往往并不系統性地挑戰現有的國際格局，而是以更為保守的政治傾向維護著國際范圍內的不平等和不均衡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技術、資本和意識形態力量塑造著全球數字地緣政治格局，在加強連接、提升效率的同時擴大著地區和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簡言之，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路徑切入人工智能的地緣政治分析，一方面需要超越單一的民族國家中心主義框架，分析技術、國家、資本和其他多元行為體在這一全球化進程中的多維交互關系，解構充滿未來主義的意識形態表征；另一方面，面對特定階段相對嚴峻的國際環境，如何超越既有治理范式之局限，建立一種審慎創新的監管治理模式，實現創新與治理的齊頭并進，還需不斷地優化和探索。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標準和實現路徑研究”（22ZD01）；中國傳媒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姬德強（1982- ），男，山東東營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數字平臺與國際傳播研究；閆伯維（1995- ），男，山西太原人，2022級國際傳播白楊班博士研究生，從事國際傳播研究。

本文原載《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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