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曾祥敏，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楊麗萍，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建強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是新形勢下國家的戰略需要。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歸納出當下我國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三種模式：綜合院校的國際關系主導模式、傳媒院校的新聞傳播主導模式、外語院校的跨語言傳播主導模式。在高校特色化的培養模式基礎上，面向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五力”要求，提出國際傳播人才多維復合能力的五個方面：政治能力是國際輿論引導力的根本，語言能力是國際傳播影響力的基礎，思維能力是中國話語說服力的核心，溝通能力是中國形象親和力的關鍵，創新能力是中華文化感召力的要義。

［關鍵詞］國際傳播?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高等教育?中國式現代化

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成為一項系統性、戰略性工程，其中培養和建設一批國際傳播專門人才隊伍是推動國際傳播能力提升的基礎保障和關鍵途徑。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建強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要加強高校學科建設和后備人才培養，提升國際傳播理論研究水平。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綜合探討高校的國際傳播學科建設問題、人才培養方式問題，結合筆者近年來的高校調研活動與會議交流經驗、學術文獻以及官方數據資料，歸納出當下我國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三種模式，并嘗試從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的角度分析不同模式的特點、優勢與問題，最后提出面向國家戰略的國際傳播人才多維復合能力建設要點。

一

文獻綜述

筆者在中國知網上以“國際傳播”和“人才培養”為主題詞，以CSSCI來源期刊為文獻范圍，截至2023年5月，共檢索到132條文獻，除去學科報告、政策文件、新聞動態等與人才培養關聯不大的內容后，共得到115條文獻。

（一）總體分析：新聞傳播為主的研究領域

從CSSCI期刊文獻數量上可以發現，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研究經歷了三個高峰期，分別是2011—2012年、2017—2018年、2021年至今。根據文獻標題內容、關鍵詞、作者單位等信息的統計可以發現，最多的文獻隸屬于新聞與傳播學科，占比41.3%；第二是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占比32.1%；第三是出版學科，占比7.8%；第四是政治學學科，占比7.1%；其他文獻多涉及特定文化的國際傳播與人才培養，占比11.7%。發表文獻最多的機構是中國傳媒大學，共有28篇，占比24.3%；其次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分別發表了6篇，占比5.2%。發表文獻最多的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高曉虹和趙希婧，兩人共同合作發表了7篇文章，占比6.1%。最早的文獻為2009年中國傳媒大學胡芳在《中國廣播電視學刊》上發表的《媒介融合環境考驗新聞傳播變革與人才培養》，文章認為圖像、音樂等是國際通用的視聽語言，超越了國界和地域的限制，媒體需要用國際化的視聽元素傳遞信息［1］。

（二）CiteSpace分析：政策話語居多的主題

將115篇文獻導出為Refworks格式，通過CiteSpace對文獻關鍵詞進行可視化處理（頻次≥?2）得到圖1，可以發現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媒體融合、國際化、一帶一路等關鍵詞的頻次較高，但高頻關鍵詞之間的共現性較弱。

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K Clusters?≤?5）得到圖2，可以發現文獻主要圍繞人才培養、話語權、新聞教育、國際化、守正創新五個方面展開。

從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關鍵詞可視化圖譜和聚類分析圖譜中可以發現較多政治話語，如一帶一路、新文科、新時代、媒體融合、守正創新等，這反映出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理論研究具有較強的政治屬性，與外交政策、教育政策、媒體發展政策聯系緊密。此外，盡管外語學科和媒體融合這兩個關鍵詞的頻次較高，但并非顯著的研究主題類別。

（三）具象分析：高校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模式

關于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國內外文獻情況，筆者進行了初步綜述。總體而言，國內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觀背景和目標意義、現狀問題、中外對比下的培養方向，國外學界則整體圍繞世界范圍內如何構思和發展最好的新聞教育的中心命題展開［2］。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是一項實踐命題，因此聚焦高校培養的方式方法進行綜述。

在國內研究方面，以高校為分析單位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初步顯示出特色化、差異化的模式。復旦大學對國際傳播人才的培養重視多語種語言能力的提升，關注新媒體技術的賦能，強調邏輯分析能力的訓練［3］。中國傳媒大學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魂、以海外實踐及高水平教育資源開拓國際視野、以融媒體創新實踐適應媒體深度融合發展需要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路徑［4］。中國人民大學基于國際新聞傳播碩士畢業生調查，提出復合型國際新聞傳播人才是語言能力、新聞生產能力、知識結構與多種意識的多維度復合［5］。云南大學結合云南邊疆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發展實際，通過開設“南亞東南亞媒體概況”等專門課程、組織搭建南亞東南亞海外實習基地等方式，著力面向南亞東南亞培養國際傳播人才［6］。西安外國語大學依托學校的多語種優勢和國際化資源，搭建“全媒體+國際+外語”課程體系，服務“一帶一路”倡議和西北地區對外開放需要，探索構建國際新聞傳播實踐教育體系［7］。北京外國語大學提出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應以外語專業院校為主，理由在于國際傳播能力和國家話語能力都被囊括在國家語言能力中，并基于語言能力培養提出“雙輪驅動”的策略，即培養國內對外傳播隊伍和外籍知華友華傳播隊伍［8］。

在國外研究方面，以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為核心的文獻較少，大多圍繞國際新聞學教育、跨文化交流能力培養、作為公共外交的國際教育等方面展開。英美的國際傳播人才教育更加注重多元文化主義，并且在媒介融合發展的背景下趨于復合型、通用型人才培養［9］。然而，在全球化和身份認同建設的雙重挑戰下，西方媒體受到娛樂化和商業化的影響，加強了對本地信息的關注；在職業導向作用下，新聞教育減少了關于刻板印象、全球事務和社會轉型的反思性課程［10］。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在課程的國際化建設中，主張采取批判性去西方化措施，避免其新聞學教育完全追隨西方價值觀和培訓原則［11］。伴隨著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培養并發掘一批具有世界主義思維的本國人才，有利于其在文化嵌入的人際網絡下，成為全球溝通的“橋梁”［12］。此外，基于留學訪問的國際化教學被視為公共外交方式，已成為一項顯性實踐［13］。

綜合國內外文獻可以發現，高校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更加強調自主性，突出全球性、跨學科、復合能力培養，鮮有文獻對國內高校的國際新聞傳播培養模式進行統合梳理。

                             二

研究設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初衷源于綜合國力與國際話語權的不匹配，致力于改善國家形象處于被他者定義甚至污名化的狀態，為我國改革發展營造穩定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伴隨著中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意識覺醒，落腳于美美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

（一）研究問題

在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過程中，要有“人才是第一資源”的戰略思維。由于先進的傳播技術、全球流通的商品經濟、歷史性的文化主導地位，西方的傳播活動往往具有更加廣泛的影響力。在諸多條件優勢下，西方媒體的內容和活動更能引起全球媒體的關注、報道與響應。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的國際傳播面臨跨語言、跨文化、跨地域傳播的多重困境，加之缺乏歷史積累的條件優勢，我國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成為一項緊迫的、明確的、系統的國家工程。在此背景下，本文圍繞高校層面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將研究問題聚焦為：在國際傳播人才方面，國內高校設立了怎樣的培養方針和培養目標；在國際傳播專業方面，國內高校采取了哪些建設性和創新性措施，具有怎樣的模式特點和特色；雖然各個高校的培養模式和路徑不同，面向統一的國家戰略需求，高校國際傳播人才應注重培養哪些能力和素養。

（二）研究方法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官網數據，截至2023年5月，在本科教育階段，共有包括中國傳媒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山東大學、暨南大學、外交學院、汕頭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西藏民族大學在內的12所公辦院校和5所民辦院校開設了國際新聞與傳播專業，其中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廈門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四川外國語大學的國際新聞與傳播納入軟科2022中國大學專業排名［14］。在研究生教育階段，中宣部和教育部設置“國際新聞傳播后備人才班”的特色人才培養項目，目前共有8所院校加入，包括中國傳媒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國內建立本碩博完整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體系的高校數量則更少。

參考國際新聞與傳播院校的軟科排名和院校官網的數據資料，結合筆者近年來的高校調研活動、會議交流經驗等，選擇中國傳媒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四川外國語大學、中山大學9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對其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目標方針、課程設置、實踐訓練等環節進行分析，探討不同高校關于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觀念認識、問題困境、創新舉措等，深入探究其在培養符合全球趨勢、適應中國國情的國際傳播人才方面的特點和優勢。

三

我國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三種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我國日益頻繁的國際交流活動和現實發展需求，國內高校加大對外語人才的培養力度，使其成為對外傳播和交流的堅實力量。2008年北京奧運會、汶川地震、神舟七號航天員首次出艙等事件，使得國際傳播專業人才培養、專門隊伍建設成為國家戰略需求，諸多語言類、綜合類、藝術類、民族類院校開始國際傳播人才的系統專業培養，逐漸形成各具規模特色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模式。

從本文所選取的9所高校對國際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方針和目標來看，并非簡單的“國際+新聞”或者“外語+新聞”模式，更多地強調政治素養基礎上的“一專多能”“跨專業”“復合型”要求。例如，清華大學提出的辦學理念是“素質為本、實踐為用、面向主流、培養高手”。中山大學提出要培養“內知國情、外懂國際、植根中國、面向世界”的新型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培養目標是 “熟悉我國國情，通曉國際新聞傳播規則，具備多語種、全媒體、跨文化國際新聞傳播的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有志于致力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根據不同院校的國際新聞傳播專業的生源背景、課程設置、學科建設歷史等情況，本文嘗試將高校的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歸納為三種類型：綜合院校的國際關系主導模式、傳媒院校的新聞傳播主導模式、外語院校的跨語言傳播主導模式，這三種模式共同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傳播教育模式。

（一）綜合院校的國際關系主導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倡導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建設新型國際關系。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過程中，以國際政治、外交關系為知識框架的培養方式，有利于學生在國際關系格局中深刻認知傳播活動的戰略意義和傳播效果的目標任務。

 綜合類院校在國際傳播專業和學科建設方面，有利于發揮跨學科資源的接近性優勢，進而培養具有廣博國際知識背景的綜合人才。在學科建設方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綜合類高校基于本校豐富的國際政治、國際關系、法學、外語等院系資源，賦能國際傳播相關專業建設。例如，2011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啟動“新聞—國際政治”雙學位實驗班，開啟跨院系聯合培養雙學位本科層次人才。復旦大學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也體現了綜合性，充分利用在國際關系、外語、法律方面的深厚積累，課程設置體現出對于綜合資源的充分利用。2021年，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正式獲批并開辦國際新聞傳播碩士項目。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探索聯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際關系學院、歷史學系共同開設國際傳播相關的專業課程；中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則聯合中山大學法學院、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開設“法學基礎理論”“當代中國政治專題研究”等跨院系選修課程，加強跨學科的知識補給。

（二）傳媒院校的新聞傳播主導模式

在學科設置上，國際新聞與傳播專業是隸屬于新聞傳播專業的二級學科，從本科和碩士專業的所屬學院來看，無論是國際新聞與傳播本科專業還是“國際新聞傳播碩士班”，其設置學院大多為高校內獨立的新聞傳播學院。在新聞傳播專業主導模式下，國際傳播教育往往能夠立足新聞傳播的專業優勢，注重應用、強化實踐，并將外語、國際關系等課程融入，強調國際理論與新聞實踐的交叉融合。在這種培養模式下，學生往往能夠快速掌握前沿傳播技術，進行內容生產和傳播的創新。

以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為例，通過建立理論線、寫作線、創作線、觀摩線、外語線這“五條線”的課程體系，從理論知識、學術能力、語言表達、英語基礎和實踐能力等方面加強對國際新聞傳播人才的復合能力培養。一方面，建立“媒體發展與傳播創新”實踐教學課程體系，通過“融合新聞學”“新媒體視聽編輯”“新媒體編程基礎”等專業金課，奠定學生的融合傳播能力基礎。另一方面，在新聞傳播專業課程基礎上，融入“高級英語聽說讀寫譯”“英語新聞采編播”“國際新聞理論與實務”等課程，以及海外創作工作坊、央媒記者“全球連線”課堂、塞爾維亞水下攝影暑期海外實踐等國際化活動實踐，拓寬學生的全球視野，提升內容制作的國際化水平［15］。

（三）外語院校的跨語言傳播主導模式

語言作為人類交往與交流的基礎性介質，在跨國傳播和交流活動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語人才一定程度上是跨國交流和傳播的主要力量，建立在外語翻譯基礎上的國際新聞傳播也占據著重要地位。在專業建設歷史方面，外語類院校的國際傳播學科建設較早，由外語專業演變、合并而來，比如北京外國語大學自1985年就在英語系開設國際新聞專業方向。目前，國內開設國際新聞與傳播本科專業的17所院校中，有8所是語言類學校，這反映出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重要力量來自外語院校，并且外語專業學生也成為國際新聞學碩士研究生的重要生源群體。

在國內其他院校籌備開設國際新聞與傳播專業時，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都面臨著是否加入其中的“困惑”，原因在于這兩所高校的新聞傳播教育從始至今就是以國際新聞或國際傳播為定位，這也是外語院校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鮮明特色。他們的困惑其實是因應當前國家戰略，對自身國際新聞傳播專業再定位的問題。由此，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提出未來將深化以外語為背景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模式，突出國際化、實踐型、厚基礎的特色。為了加強外語和國際傳播的交叉融合，四川外國語大學則加強專業融合建設，通過開設“國際傳播+英語”與“英語+國際傳播”雙向實驗班，以微專業方式形成關鍵語種交叉融合的國際傳播培養方案；非通用語種采用輔修雙學位的方式，將新聞傳播課程植入日語、德語等關鍵語種的教學過程中。

四

面向國家戰略的國際傳播人才多維復合能力建設

盡管不同高校培養模式和路徑各有不同，結合自身特色的創新模式也還在不斷探索之中，但是因應國家戰略的國際傳播專門人才有一個普遍的能力結構要求。尤其在國際傳播專業建設的新興階段，教育界需要深刻研判國家戰略需求，在國際傳播人才的培養能力維度上達成一定共識。那么，這樣的復合能力維度應以何為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這“五力”作為國家戰略發展需求，構成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需與之適配的目標體系。基于現實短板和人才緊缺問題，應對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能力維度進行具體規劃，以此破解面向國家戰略的國際傳播人才多維復合能力培養的命題。

（一）政治能力：國際輿論引導力的根本

為我國改革發展營造穩定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是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國際輿論引導力，意味著國際傳播人才要多角度、全方位提升在輿論場中的控場能力。新形勢下，國際傳播國家隊只有具備堅定的政治素養、愛國主義情懷和理想信念，才能在云譎波詭的國際政治關系、錯綜復雜的國際輿論場上傳播好中國聲音。因此，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高校需要明確加強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學科思政、專業思政、課程思政的全方位融合，通過觀摩經典作品案例、開展實地調研、分析國內外形勢等方式，引導學生體察國情、社情、世情，厚植學生的理想信念和家國情懷，培養其堅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場，為未來進入國際輿論場后的議程設置、輿論引導、意見領袖互動等傳播活動呈現正確的政治底色。

（二）語言能力：國際傳播影響力的基礎

“影響力”是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影響和改變他人的心理與行為的能力，影響力有強弱、方向（影響和被影響）的區分［16］。對于國際傳播影響力而言，媒體可以通過內容傳播、活動交流等方式，影響甚至改變海外媒體和公眾對中國的態度與認知。盡管在社交媒體時代，圖像、視頻成為日益重要的傳播媒介，但基于語言文字的內容傳播仍然是信息傳播的主流方式。在國際新聞傳播方面，語言文字是新聞消息、深度報道的重要載體，外語水平直接影響國際新聞的采寫進度和傳播效果，在國別化、區域化的傳播活動中具備對應的語言運用能力更是重要技能。因此，高校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中需要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基本功。一方面，提升學生的語言運用技能，減少和避免歧義和誤讀；另一方面，應針對國別化、區域化傳播需求，培養多語種復合型人才。

（三）思維能力：中國話語說服力的核心

相比于影響力的廣泛性，說服力更強調針對性的成效，因而更需要復雜性思維能力。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和“禮治秩序”，反映出中國人思維方式所具有的復雜性。法國哲學家莫蘭也從教育的層面指出，迎戰未來的不確定性需要培養復雜性思維，以達成對世界的恰切的認識［17］。如今，在互聯網技術的助力下，來自境外媒體的斷章取義、有色眼鏡、兩面三刀式的涉華報道紛涌不絕。例如，以客觀中立著稱的英國廣播公司、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報道中國新聞時，經常運用不穩定光源、昏暗濾鏡等，渲染低沉壓抑的色彩。在國際輿論場上，我們仍然面臨著聲音比較小、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等多重話語困境。在此情形下，國際傳播人才更需要提升復雜性思維能力，在洞悉互聯網傳播規律的基礎上，分析國際事件、國際輿論背后的媒體立場、國家關系、話語策略等，對局部問題進行整體性思考，得出應對具體問題的策略，并反哺到國際新聞內容的生產和傳播中。

（四）溝通能力：中國形象親和力的關鍵

提升國際形象親和力意味著要破除國外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在如今的數字化時代，媒體成為人際交往、國際交流的重要介質，提升中國形象需要不斷優化以媒體為中介的人際交流與溝通。溝通技能的提升對于高校國際新聞專業學生的社會文化適應具有重要作用，通過研討培訓、小組合作、課堂角色游戲、實習等方式有利于學生在新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8］。因此，要重視培養國際傳播專業學子的跨文化溝通能力，通過組織多元文化背景學生參與的課堂，開設國際媒體和跨國公司實踐實習渠道，讓學生在真實的跨文化交際中增強全球理解。

（五）創新能力：中華文化感召力的要義

提升中華文化感召力，需要在國際傳播活動中發掘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隸屬于“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這一中心命題。如果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我們回答了“講什么”的問題，那么國際傳播則需要在“如何講”上做文章，二者相互融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本身就蘊含著發展與傳播的要義，而國際傳播從更大范圍拓展了傳播創新的影響因素。在融合創新、技術賦能的當下，創新力獲得極大釋放，也促進傳播者理解和開掘任何技術實現的創新可能，通過運用數字化智能化創新技術，對中華文化進行全景呈現，有利于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發中華文化的時代精神，激活中外文化的共同經驗，促進海外用戶對中華文化的立體認同。例如，自得琴社利用視聽新技術和互聯網傳播渠道，創設“會動的古畫”，改造和發揚中華傳統音樂神韻的同時，輔之以人在畫中游的畫面意境，讓海外用戶領略唐風宋韻下的《國際歌》、巴赫的《G弦上的詠嘆調》等現代音樂，引發共情共鳴。這些技術賦予表達、形式創新的成功案例，對于促進中華文化走出去、改善中國國際形象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也啟示高校應當更加重視對國際傳播人才創新能力的培養。

五

結語

 在國家戰略導向、高等院校特色培養的綜合作用下，我國逐漸形成具有多元特色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模式，并且在普遍達成共識的“一專多能”“跨專業”“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目標下，綜合院校的國際關系主導模式、傳媒院校的新聞傳播主導模式、外語院校的跨語言傳播主導模式呈現交叉融合的趨勢。未來，在加強國際傳播建設的背景下，綜合提升政治能力、語言能力、思維能力、溝通能力和創新能力成為面向國家戰略的國際傳播人才多維復合能力建設的重要方向。盡管我們現在已經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上形成了一些理念和方向的共識，但理論與實踐探索之路仍然漫長：人才培養的質和量與國家現實需求不相匹配；人才目標愿景雖大，但在具體的培養路徑和模式上還遠沒有清晰的圖景。篤行不怠方能致遠，堅毅探索方有所獲，作為高層次的后備人才，高校培養的國際傳播人才應成為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的卓越人才，成為對話世界、引領世界的有用之才。

注釋：

［1］胡芳.媒介融合環境考驗新聞傳播變革與人才培養.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9（5）.

［2］胡芳，田香凝.面向國家戰略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體系建構.現代出版，2022（2）.

［3］常志剛，鄧建國.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復旦模式.青年記者，2022（19）.

［4］曾祥敏，湯璇.全媒體時代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路徑探索：基于中國傳媒大學的教育實踐.中國新聞傳播研究，2022（1）.

［5］鐘新，崔燦，蔣賢成.國際新聞傳播人才的多維度復合與進階式培養：基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新聞傳播碩士項目十周年畢業生調查.國際新聞界，2020（12）.

［6］左小麟，廖圣清.傳承黨媒紅色基因?推進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培養面向南亞東南亞國際傳播人才的探索與思考.傳媒，2022（5）.

［7］范晨虹，汪順玉，牛瑾.地方高校新聞與傳播專業碩士特色化實踐教育體系建構研究：以西安外國語大學為例.中國新聞傳播研究，2022（3）.

［8］文秋芳.國際傳播能力、國家話語能力和國家語言能力：兼述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雙輪驅動”策略.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

［9］XI Y，HUANG Y H.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alents in China. BCP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2022（20）.

［10］HOLM H H. The forgotten glob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2001（4）.

［11］BREIT R，OBIJIOFOR L，FITZGERALD R.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de-western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the case of journalism at an Australi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3（2）.

［12］LEVY O，LEE H J，JONSK K，et al. 

Transcultural brokerage：the role of cosmopolitans in bridging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holes.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9（2）.

［13］BYRNE C，HALL R. Realising Australi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 public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3（4）.

［14］中國教育在線.［2023-05-30］. https：//www.

gaokao.cn/special/8373？special_type=3&sort=1.

［15］曾祥敏，湯璇.全媒體時代國際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路徑探索：基于中國傳媒大學的教育實踐.中國新聞傳播研究，2022（1）.

［16］車文博.心理咨詢大百科全書.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526.

［17］莫蘭.復雜性理論與教育問題.陳一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4.

［18］GLADKOVA A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students in Russia：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the adaptation process. Psychology in Russia：State of the Art，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