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之間的關系，首先要討論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傳播之間的關系，確定兩者的各自內涵，厘清兩者之間的關系，才能確定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到底需要遵循什么樣的理念、選擇什么樣的路徑、著眼于什么樣的目標，才能既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又能游刃有余于國際傳播。

國際傳播是“中國版中國故事”與“西方版中國故事”的競爭

在國際話語權的意義上就中國故事的講述而言，國際傳播是“中國版中國故事”與“西方版中國故事”的競爭。長期以來，“西方版中國故事”占據著國際傳播的主導地位，在國際輿論中發揮著強大影響力，從“滿大人”到“中國龍”，中國形象基本上是由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媒體來定義的。對于“中國怎么樣”“中國共產黨怎么樣”之類的本土性問題，中國媒體說了不算，西方媒體說了才算，“中國版中國故事”講了不可信，“西方版中國故事”講了才可信。因此，國際傳播中的講故事是一種定義權，這種權力將“他者”與“我者”分開，將“他者”按照自己的框架和結構來定義其傳播形象。“西方版中國故事”定義中國以及中國形象的權力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自身的“硬實力”。其在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地位、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地位、在全球軍事中的領先地位，能夠為自己的媒體機構的國際傳播進行國家背書。這種背書分為無形和有形兩個方面，無形的方面是指發達國家的媒體機構與國家實力的同構性，在國際傳播中順理成章地占據了高階位置；有形的方面是指發達國家的媒體機構和新聞記者可以在西方政治軍事行動時，獲得進入其他國家的優先權，在信息采集與傳播方面獲得首發權。

溯至帝國殖民時期，西方國家的媒體機構曾依據國家實力進行“信息領地”的地理劃分。1870年，英國路透社、法國哈瓦斯社和德國沃爾夫社三方簽訂“聯環同盟協定”；美國此時處于實力上升期，紐約新聞聯合社也參加了該協定，又稱“三社四邊協定”。以此，世界被劃分為四大信息勢力范圍，每家通訊社負責其勢力范圍內的新聞采訪與發布，然后互換新聞。幾乎與殖民地勢力范圍相同，老牌帝國和新興美國共同分割了“信息領地”。這種做法雖然伴隨國家實力變化和國際政治變革沒有重現，但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出兵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家時，西方媒體依然具有伴隨優勢并定義被入侵國家的形象。

其次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媒體自身的強大及其新聞生產能力。在全球媒體實力排行榜上，前五十名跨國傳媒集團中，絕大多數來自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特別是母國是美國的傳媒集團占據了半數以上。西方媒體的信息傳播在世界上也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美國媒體。即使到了平臺媒體時代，依然如此，除了來自中國的個別平臺型傳播機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平臺型傳播機構都來自美國。

此種局面的形成并非始自今日，在二戰之后不結盟國家發起“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時，就是因為發現了全球信息傳播存在著嚴重不平衡，信息傳播平臺集中于少數幾個國家，絕大多數國家被迫接受中心國家信息，不得不通過其傳播的信息理解對方乃至自身。信息傳播在實際狀態上延續了殖民主義時期的依附與主導關系，西方發達國家具有定義其他國家形象的話語權力，不結盟國家追求世界和平正義以及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要么被國際新聞界低調處理，要么被誤讀和詆毀。

再次，就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具有強大的知識生產能力。這是西方國家及其媒體擁有定義權的最根本來源。了解和理解中國的概念和知識體系，一方面來自“西方漢學家”，其對中國的解釋影響著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解釋；另一方面來自其他學科的學術概念與理論生產。不管是“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還是“中國新殖民主義”“新版馬歇爾計劃”等各種“唱衰中國”和“唱歪中國”的不實論調，不僅是媒體戴著有色眼鏡的報道，更是西方學術界不斷推陳出新的概念與理論生產，為解讀和闡釋“中國怎么樣”“中國共產黨怎么樣”“中國向何處去”提供了綿延不斷的新話語體系。

面對這種狀況，我們不能期待“西方版中國故事”會有迅速轉變，而是應該著力推動“中國版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向世界更多地傳播中國，讓世界有更多的機會了解中國與理解中國。我們進行國際傳播的基本訴求是讓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了解而不誤解中國，正視而

臆測中國，平復中國在實踐層面與象征層面、“西方版中國故事”和“中國版中國故事”之間的中國國際形象和國際話語權上的落差。

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傳播的“中國版中國故事”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國際傳播的意義上講，中國式現代化讓“中國版中國故事”具有了綱領性框架，引領“中國版中國故事”的內容整合和概念邏輯。當然，中國式現代化也為“中國版中國故事”提供了新的講述內容，賦予“中國版中國故事”更多含義與意義，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基本指導。

中國式現代化給予國際傳播的“中國版中國故事”綱領性框架。不同于結構性框架，綱領性框架是給“中國版中國故事”提供了具有引領性質的終極方向，以此來設計其中需要的基本架構與內容安排。戈夫曼脈絡下的框架理論認為，“框架指的是人們用來認識和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結構，人們對于現實生活經驗的歸納、結構與闡釋都依賴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們能夠定位、感知、理解、歸納眾多具體信息”。筆者曾經討論過基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方面的考量，構建起中國國際傳播的象征框架，可以使得“中國版中國故事”在國際傳播場域運用更多象征，從而有效指代中國現實，針對中國內部現實和外部傳播環境提煉出中國作為“全球經濟貢獻者”“國際政治合作者”“文化多元支持者”“社會治理創新者”和“生態文明推動者”五重象征元素，形成一個具有國際社會“通約性”的符號體系，建構起中國國際傳播的“一體”象征框架。[1]現在看來，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個統合式概念，可以更清晰地表達在“中國版中國故事”意義上的中國國際傳播的象征框架，因此，它是一個綱領性框架。

中國式現代化豐盈國際傳播的“中國版中國故事”講述內容。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些論斷及其相關論述，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版中國故事”的內容講述視野和思路，“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方面相當于為“中國版中國故事”劃定了五個內容池子，并且其中包含了思想路徑和論辯原理。

中國式現代化賦予國際傳播的“中國版中國故事”全新意義。不管是國家戰略意義上的“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還是學術討論意義上的在國際傳播中講好“中國版中國故事”，都是中國現實在國際傳播場域中的意義輸出。講故事最終不可避免地要尋找意義、講述意義和探討意義。“中國版中國故事”要向國際社會講述我們“何以中國”以及“中國為何”，我們的行動與道路之意義在哪里。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從1970年代與中國關系走向正常化開始，美國就在幻想通過美國力量的影響，擴大中國的開放，使中國最終被納入美國政治軌道中。事實證明，這只是“美國的想象”，中國的發展走出了一條與美國不同的道路，并因此而壯大起來，但造成了美國的不適以及不適應。[2]在中美交往中，美國從來都是在構想美國如何影響中國，而沒有構想中國如何影響美國。“西方第一中國通”費正清先生早就指出：“在我們繼續塑造我們自己在中美關系中的形象時，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們的想法總是偏袒自己這一方面。……我們必須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的生活極愿由自己來滿足自己，我們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改變那種狀況。”[3]我們需要向國際社會講述自身行為的合法性與意義，講述為什么這個世界不需要也沒必要必須走同一條道路，中國式現代化讓“中國版中國故事”具有了典型意義，并讓整個國際社會看到國家發展并不止于一條道路。

整體而言，從國際傳播的角度出發，“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為國際傳播的“中國版中國故事”注入了新內容、新意義、新目標，在與“西方版中國故事”的競爭中有了新坐標、新框架、新指引。

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傳播人才培養

在講好中國故事的意義上，從讓“中國版中國故事”與“西方版中國故事”更有競爭力的角度出發，中國式現代化對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要求，根據不同的人才層次，至少分為知識生產與故事生產兩個方面。

在知識生產層面上，我們要具有描述自身的定義權，打造能夠涵納社會現實的概念，建構具有解釋力和說服力的理論體系。從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來講，這主要是博士研究生要努力去完成的任務。從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意義來說，這屬于建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組成部分。建構自主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是回答好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需要，是讓世界更好讀懂中國、理解中國的需要，也是向世界說明中國、解釋中國的需要。對此，當然不能只是集中在新聞傳播學這個一級學科，甚至不能只是集中在某個學科門類上，而是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等諸多學科門類上。反觀西方發達社會，特別美國關于中國的知識生產，泛布在各個學科，所謂漢學只是其中一支學術力量，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上都活躍著知識生產隊伍。“自從與中國第一次直接接觸以來，西方就一直存在著一種長期的、持久的志向，即企圖制定出一套無所不包的觀點、理論和范式，用以解釋與西方相對應的中國的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宗教、思想和人民的浩瀚知識。”[4]

從最根本的意義來講，西方發達國家的媒體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定義權和解釋權，都來自知識生產所建構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論體系。我們定義和解釋中國，需要更多類似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具有本土性和解釋力的概念，既能概納自身，又能為世界所理解。從知識競爭的角度講，中國知識與西方知識，或者中國知識與美國知識、英國知識、法國知識等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在空間意義下都是地方性知識。但如果放眼世界，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之所以幾乎可以被稱為全球性知識，從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看，主要是因為地方性知識的生產能力不足，西方發達國家的知識解釋了其他地方。所以，不被定義和具有話語權的前提是，中國需要有足夠強大的知識生產能力，將包括中國式現代化在內的概念及其內涵概納清楚和解釋清楚。

在故事生產層面，我們需要有說服世界的敘事，需要有足夠打動人心、同頻共情的各種文本來與世界對話。不管是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還是一個廣告、一個短視頻，不管是文字敘事，還是視頻敘事，在與外部世界的對話中，至少不被排斥、不被摒棄、不被歸為異類。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描述的五個方面，每個方面都有充沛的故事可去挖掘。從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角度來講，這些任務在校園內部，主要集中在碩士研究生與本科生層面。他們去了解和理解形而上的知識生產特別是其中的理論生產，但更重要的是具有形而下的以故事闡釋中國的實踐能力。自2020年全國研究生教育大會之后，研究生教育發生結構性變革，專業學位研究生的比例在“十四五”結束要達到研究生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這與我們原來理解的“研究生”主要是“搞研究”逐漸相去甚遠，因為“搞研究”是博士研究生的主要任務，碩士研究生的主要任務已經發生了變化。特別是伴隨專業學位研究生的迅速增長，研究生的整體生態正在改變，以科教融合培養學術學位研究生和產教融合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正全面落實在研究生培養體系中。

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可以理解為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上，分類培養、分別成才，將會更好地將形而上的理論生產與形而下的敘事實踐結合起來，更有力度地向世界傳播中國。當然，這依然不能局限在新聞傳播這個學科領域，而是需要其他學科共同來承擔任務。以中國傳媒大學為例，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上，一方面，在二級學科傳播學下設置了國際傳播白楊博士班、學碩班、專碩班；另一方面，繼續加強本來就有的國際新聞傳播碩士班的培養力度。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傳媒大學是全國最早一批語種較全的非通用語國際傳播人才培養基地，現已形成以英語、非通用語、翻譯、影視譯制等20多個專業為支撐的多語種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矩陣，幾十年來為中央級媒體培養了大量的駐外記者、外語播音員，為外交部培養了大批的外交官和翻譯人才。未來，中國傳媒大學將在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方面推出更多舉措。

結  語

以上討論主要局限在校園之內的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事實上，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遠不止于此，但不論是校園內外，對國際傳播人才培養都需要從知識生產與故事生產兩個方面去著手，將形而上與形而下有效結合，一方面讓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讓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成為向世界傳播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效推動力，讓“中國版中國故事”有效矯正“西方版中國故事”的缺憾、缺陷及謬誤，國際輿論不被某一方意見所壟斷，從而促成健康平衡的國際傳播局面。

參考文獻：

[1]任孟山，陳強.“五位一體”與“中國版中國故事”：中國國際傳播的象征框架[J].現代出版，2022(03):21-29.

[2]任孟山.新世紀美國地緣政治心理學：“美國總是第一”在走向歷史的終結——評《中國贏了嗎——中國對美國優先的挑戰》[J].當代中國與世界，2021(01):118-124.

[3]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434.

[4]顧明棟. 漢學主義:中國知識生產中的認識論意識形態[J].新華文摘，2010(22).87-93.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