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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鴻聲:《中國當代電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研究》后記

發布時間:2023-04-22瀏覽次數:1065文章來源:中國傳媒大學


我長期進行城市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過《都市文化與中國現代都市小說》《文學中的上海想象》《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北京敘述:帝都、家園與現代性》等多部專著,大多都與上海城市文學有關。還主編有叢書“城市文學地圖”,其中就有《上海文學地圖》一冊,其中也談到了上海電影以及老上海的夏令配克、國泰、大光明、巴黎大戲院等影院。其實,在我的研究中,所謂“城市文學”的“文學”,其體裁范圍,是包括電影甚至電視劇的。比如,對于30年代上海文學的研究,就包括了新感覺派文學的電影蒙太奇、場景組接等方法。還有,對于50-90年代的上海文學研究,也大量涉及當時的上海電影,還有相當多的小說的電影改編情況,這在《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這部專著中討論很多。其中,對于電影中所涉及的上海空間、建筑、人物,描述非常詳盡,比如黃浦江、外灘、楊樹浦、十六鋪、南京路、淮海路、福州路、上海展覽館、曹楊新村、工廠、弄堂等等,還有電影中的各色人物的身體、服飾和語言,甚至包括電影廣告、海報。不過,當時我對于上海電影的研究,基本上還屬于電影劇本的文學文本研究范圍,沒有涉及電影作為影像媒介的藝術研究。此后,由于對于媒介、藝術研究領域的介入,對于電影的藝術研究的興趣也就開始了,這在我后來主編的《當代文藝形態的媒介與文化研究》這本專著中有了體現。由于對媒介、藝術理論知識的積累,我嘗試使傳統的文本研究與媒介的藝術研究方法兩相結合,再利用我原本的城市研究的思想儲備,開啟了另一種關于城市文化的研究。

百多年來,與其他的文藝體式一起,電影也開始了對于上海這個城市的敘述與想象。上世紀的30-40年代,上海電影發展出現了高峰。伴隨著城市文化的高速行進,不管是左翼電影,還是消費性的娛樂電影,都呈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代性景觀。自50年代以后,上海電影也開始了對于國家工業化的現代性想象,巨量的工業化題材噴涌而出,現代“公共性”成為這種工業化的基本邏輯。在當時的里弄、街道、新村、工廠、醫院、機關等各種題材中,對于“公共性”的意義表述,公共性話語對于時間、空間的敘述,潛隱于劇本文本、鏡頭與場景之中。而且,城市形象中的工業倫理,其強烈的表達是百多年上海文藝作品(包括電影)中極其少見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時期的上海電影,也是百多年來城市現代性表達的重要部分。新時期以后,經歷了“傷痕”主題與“改革”主題,電影中的“上海”呈現出更復雜的一面。既有國家在城市化高速運轉中的各種城鄉扭結,也有全球化背景下的“魔性”訴求。進而,后者的強烈意愿,還促發了對于殖民時期物質、消費的“全球化”憶念,產生了大量的“上海懷舊”影像。城市的歷史記憶、當下的現狀與未來的全球化圖景,不同時期的上海城市形象,代表了國人的一部城市現代性認知歷史。

比如,學術界一直有一個看法,即50-70年代關于上海的電影與文學是不表達現代性的。這種看法并不準確。其實,現代性并無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分。中國的社會主義也是一種現代性實踐,其所包含的國家工業化進程、傳統社區的公共性建設也是現代性的一種,而且,早在晚清時期就具有了初態,與晚清以來的啟蒙、人道、法制、工業化、現代消費、小家庭倫理等等,共同組成了多元的現代性圖景。只不過是,到了50年代以后,借助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工業化和公共性的程度更加得以加強。作為中國最早發育現代性的城市,上海強大的城市現代性更加為人矚目。這種情況,在50年代以后的上海題材電影中也多有體現。我曾詳細考察過50年代以后上海電影中經常出現的城市場景以及空間,其現代性表達不僅常見,而且還非常強烈。只不過是,這種空間場景必須經過電影語言的過濾,以消解原有建筑、空間的資本主義因素,凸顯其社會主義性質。比如,《霓虹燈下的哨兵》中,起初的場景是“火光中時而看到百老匯大樓的輪廓,時而看到江海關的剪影”,但電影結尾的時候,空間重點就被轉移到了軍民聯歡的公園了。《黃浦江的故事》中,“景漸顯”一段還專意強調,鏡頭要從外灘轉向“煙囪林立”、“輪船穿梭”的江邊廠區。

50-70年代電影中的上海城市空間與建筑,社會主義的現代性特征最明顯的,有中蘇友好大廈、廠房、碼頭、工人新村等等。中蘇友好大廈是最具社會主義特征的建筑,由于其絕對高度超過了國際飯店,構成了社會主義新上海的天際線,許多的電影都將此地作為電影高潮的場景。比如《不夜城》中慶祝公私合營成功的聯歡,就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同時,經常出現的民居建筑,也從上海常見的具有中西合璧色彩的弄堂房子,轉向工業化時代的工人新村。《家庭問題》、《鋼鐵世家》等,大都以工人新村為場景地,當然,其中最典型的當屬上海最大的新村住宅區“曹楊新村”。工人新村建筑作為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典型符碼,其特征是工業時代的標準性,遵循的是統一的國家公共性對于日常生活形態的規定。不僅宣示著未來人類的空間形式,還作為涉外旅游景點向世界展現。而像《萬紫千紅總是春》這些以傳統弄堂為場景的電影,也必須以建筑物上的紅布橫幅與服務公約、清潔衛生公約等等,強調社區私性的退化,和公共性的逐步建立。

為了印證我所感知的電影中的上海,我曾尋訪過“明星”、“聯華”、“天一”、“昆侖”等老上海電影公司的舊址,而且,還按照電影中出現的城市場景,進行實地的考察。我發現,電影文本中的上海,與實際空間中的上海之間,似乎存著在互文關系,兩者互為借助。既有的城市空間,通過影像中對于城市現代性訴求,獲得了意義;而文本與影像表達呢,也因人們熟悉的空間景象,使想象轉喻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認知共同體。應該說,電影、文學與建筑,乃至廣場、標語、標識、路牌、廣告、圖案等等,其實,都具有文本性,都構成了城市現代性意義的表達。漫步在上海或者繁華或者老舊的處處,會深切的感受到這一點。

因此,區別于電影史寫作,本書并不是一般性的對于上海電影史的研究,而是講述“電影中的上海”,或者說是“電影中的上海城市形象”。不過,其表現出的“上海性”,也并非對于上海城市百科全書式的照搬寫實,而是基于現代性價值理解,展現出其現代性訴求,或者說是一種現代性想象。因此,電影藝術--城市認知--想象意義-價值觀表達,構成了我所理解的“電影中的上海”。確定的說,這也是本書的研究思想。

本書即將付梓,要感謝與我一起進行研究的同道。同時,也要深深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的李水仙老師。本書的順利出版,得之于她的辛勤努力。眾人之手,成就一書。本書的出版,既是一段時期研究工作的成果,也是對各位作者與出版者愉快共事的紀念。




                              張鴻聲

                               2023年2月4日 北京


作者張鴻聲,為中國傳媒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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